“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转型升级战略决策的重要政策情境，学界广泛关注其出口贸易效应和对外投资效应，但多为宏观中观层面研究，缺乏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路径及后果的知识。案例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显著的推力和拉力效应，"推力"主要源于市场竞争压力、政府推力、舆论推力与利益相关者推力；而"拉力"则主要表现为新的市场机会、出口固定成本降低、出口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壁垒减少和融资成本的变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推力和拉力效应凸显，企业"主动"或"被动"重新识别地域性机会、产业机会或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而实施转型升级，形成三条具有代表性的路径为：依托管理变革能力在省内、国内和国际等层面实施空间转移战略，利用公司创业能力择机实施跨业转型，基于突出的创新和市场能力着力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进一步地，不同企业（如国有和民营）推力和拉力效应的内涵存在差异，能力基础存在差异，而机会窗口是外部环境变化与企业资源和能力共同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可能识别和开发的机会存在较大差异。特别地，"一带一路"倡议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决策的影响较弱；同时，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路径中没有识别出跨业转型。该研究夯实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投资效应的微观基础，阐明了其影响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理论机制，为企业在新时代结合实际选择转型升级路径、切实有效地推进转型升级提供了参考依据。     

The Ottoman dissolution and the İstanbul bourse between war and peace: a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perspective on the Great War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caused economic disruptions, huge budget deficits, surmounted inflation rates and excessive depreciation of Lira, the Ottoman currency. Based on the value of Lira against the currencies of Switzerland, Netherlands, Sweden that were not in the war, we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news about the war on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s at the ?stanbul bourse from 1918 to 1919. Our results signify some dates, which match the announcements of the armistices and peace meetings, heralding continuous depreciation of Lira. Thus,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presence of an expectation 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with the peace, marked by the escalation of the loss in trust for the Lira and the power of the state in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s.     

专利技术特征划分的反思与重构

技术特征划分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专利确权诉讼和侵权纠纷的频发以及结果的频繁“反转”。从表面上看，技术特征的划分难以通过形式理性加以规范；在理论层面上，技术特征划分涉及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理论问题。要解决技术特征划分的问题，应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建立沟通机制，而实践理性正是沟通事实与价值的理论，建立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将技术特征划分中的事实部分与价值部分利用主客观尺度加以区分。在符合技术特征划分定义的规范下，存在多种技术特征的划分方式，决定最终划分方式的是其背后的实践理由。在具体情境之下，对基于实践理由的制度利益进行衡量，重构司法推理三段论，从而在技术特征划分中建立起技术事实到价值判断的理性化和正当化路径。     

统计制度、抄录环境与核验技术:《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数据分析和校勘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于1918年至1921年间调查整理的基督教资料在流传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五个相对常见的中英文版本,其中1922年英文版、1922年中文版、1987年中文版和2007年中文版的数据均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将梳理各类数据的差异,分析相关原因,指出各个版本中的数据存在统计误差、计算错误、抄录舛误三个方面的问题,并以资料的第三部分《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为例,依据现有不同版本的资料对数据进行校勘。本文就这份基督教调查资料展开的分析和校勘,有利于更好地评估其价值并合理利用,也可以对深入认识和整理近代中国社会调查资料相关数据提供有益思考。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内源式发展强调发展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乡村内源式发展离不开本地化的社会动员。然而,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村庄内源式发展中的动力来源或动员机制,忽视了村庄内源式发展的具体场景,即嵌入乡村发展的熟人社会基础。本文采用单案例嵌入性分析方法,从陕西省袁家村的发展实际出发,探究熟人社会在村庄动员中的背景因素及其动员机制。研究发现,乡村熟人社会所蕴含的三大特征——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和面子观,具有增进信息对称、充当资源传输网络、鼓励先富带后富、维护村庄共识的作用,进而可助力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观念动员,推动村庄内源式发展的实现。     

人才头衔能否提升科技人才职业成就动机——来自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证据

职业成就动机是提升个体创新能力和促进创新行为的核心要素，由国家各类人才资助计划催生的人才头衔能否进一步激励科技人才创新备受关注。依据成就动机理论和综合激励理论，建立人才头衔、职业成就动机与创新成果产出关系理论模型，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14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人才头衔与职业成就动机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科技人才的成就动机普遍较高，人才头衔对科技人才成就取向、努力取向、专业充实取向和社会责任取向维度的职业成就动机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最后，提出完善国家人才资助计划体系、处理人才头衔与人才考核关系、发挥人才头衔对科技人才的正向激励作用等对策建议。     

论如何界定海上保险告知义务的界限

在我国,海上保险采用被保险人主动告知模式。相较于陆上保险的询问告知模式,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审判实践中,主动告知义务一直存在告知界限不清晰的问题。告知义务界限不明确,会使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在实务中多有讼争。本文以《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二条为研究对象,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两个角度出发,厘清海上保险告知义务的界限。具体来说,就是以被保险人的视角界定应当告知事项的判断标准,再辅以保险人的立场说明何为无需告知的情形,即告知义务的除外情形。     

价值与路径:筑牢疫情防控命运共同体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突袭,尽管全球在抗疫起初表现出正反两种态度和行为,但世界各国伴随抗疫实践的深入而对珍爱健康、休戚与共、合作共赢等全球治理理念作了深度反省和逐渐共识,进一步表明筑牢疫情防控命运共同体是历史的必然、国际的呼声。从时代价值来讲,筑牢疫情防控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加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命运共同体意识,夯实了团结统一的民族命运共同体,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高度。从实践路径来讲,要树立人民群众战疫胜利信心,筑牢人民群众抗疫共同体;完善疫情防控的制度机制,提升政府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推进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当前金融秩序混乱成因及其治理

金融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恶意逃废债务、违规经营、诈骗和恶性竞争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采取综合措施加以治理。     

近代华北乡村教育的变迁

近代华北的乡村教育，经历了由旧式教育至新式教育的转变，其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式教育曾经对古典文化的传播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近代，它已极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成为了新式教育的障碍。新式教育是在同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也是农民对新式教育由敌视到接受的过程。总之，近代华北乡村教育仍然相当落后，要使乡村教育有重大发展，关键在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以及转变农民忽视教育的观念。